网络胡话:谈网络内容分级管理 这不是件容易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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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部官员最近称，相关部委正在研究网络内容分级管理。其实，提起分级，我们首先想到的会是电影分级和电视分级。这两件事情都已经吵嚷多年了，但至今仍然悬而未决。在讨论网络内容分级管理的时候，让我们先来问一下：是什么阻碍了中国的影视分级？对这个问题的回答，一定会影响到网络内容的分级。

影视分级制度的实行，是政府、行业组织、影视节目制片方、放映机构、观众等多方参与的一种存在利益选择的行为。它的初衷，是将含有凶杀、暴力、色情、淫秽等内容的节目设置为限制级，而这种限制在保护两种人的权利方面具有正当性：一是未成年人，这样做可以避免青少年身心发展受到不良的影响；一是不同意的成年人，他们有权选择不被暴露在令其感到厌恶的信息环境之中。通过标示的等级，可以事先告知成年人，使其在充分信息条件下进行选择，以防止他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受到冒犯。

这两个出发点都很好，为什么影视分级在我国却千呼万唤不出来？综观这些年围绕影视分级的争议，大致可以归结为以下一些原因：

第一，影视管理机构还没有做好足够的准备，完成从审查制到分级制的过渡。

说到分级，人们立刻会做出一种反应：在所定级别范围内，是否可以合理合法地表现色情和暴力？观众是否也就拥有了某种观看这些内容的权利？分级既然对各种节目的制作尺度提出规定，那么规定其实也就是自由。影视管理机构有意愿和能力面对这种“自由”的挑战吗？2008年3月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曾明确表示，中国暂时不会对影视作品实行分级管理，因为如果实行分级管理，等于承认淫秽色情可以大量出版。这清楚地表明，管理层并不希望放弃内容审查和把关，而单独依靠影视分级制来决定节目适合给谁看。况且，影视的审查是一种政府行为。

第二，市场管理的不成熟，也导致分级制度难以出台。

管理跟不上，分级制度就会如同虚设。比如，如果电影院为了经营收入而将限制级电影票卖给未成年人怎么办？街面上或网络上的商贩会告诉青少年要分级购买碟片吗？在管理实行不了的情况下，限制级内容反而会成为炒作对象，就像上世纪八十年代末，根本没有出格情节的电影《寡妇村》在上映前，却大打“儿童不宜”的告示。

第三，尽管对于影视内容的监管已有各种条例规定，但要准确地根据公众接受度、法律等因素划定暴力、情色等界限，却是一个十分模糊的地带。

例如，黄色、淫秽、色情在我们这里完全搅成一锅粥。低俗、不良等概念也更多是政策上或者道德上的，在法律上缺乏确定性。而由此带来管理上的“混沌”，从某种程度上说，一旦明确了分级制度，就必须制定明确的、对社会公开的标准。对管理部门而言，这样肯定会给将来的博弈带来不确定性。稳妥的办法是根本回避分级的问题，强调那些不健康内容的危害性，从而保持管理的弹性空间。

既然影视分级制度遭遇这么多的障碍，凭什么认为网络内容的分级就可以跨越这些障碍呢？无论是电影还是电视业的分级制，其执行的复杂程度都无法与对网络的监控相提并论。电影公司和电视台的数目都是有限的，也就几十家到几百家，但全国却有上亿互联网用户。设立专门机构对每年数百部电影的内容进行审查是可行的，对数百家电视台的分级行为是否正当作出判定也并不特别困难，但这些办法用于互联网监管却不会有很好的效果。

因为网络中的亿万用户，无论公司、机构或个人，既是信息服务的接受者，又是信息的提供者。当前在互联网上传播色情和暴力信息的主要是个人而非机构，而对于来自个人的信息进行严格管理几乎是不可能的。加大监管，彻底遏制不良信息在网络上的蔓延，这种思路有着良好的出发点，但却忽略了可能产生的问题。比如，在寻求保护青少年利益的同时，是不是践踏了全社会的利益？会不会影响言论的多样化以及信息的自由流通？在一个缺乏言论表达的社会，当公权力又一向强势的时候，对于任何依靠自上而下的手段规范网络发展的提议都应十分慎重。

分级制度只是一个工具，其所体现的对言论自由的保护与限制的宪法精神，才是真正的价值所在。如果我们没有厘清分级制度背后的指导思想，就无法真正确立科学的分级制度。

作者：胡泳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、博士。价值中国网总编辑。本文原载《南方都市报》